醫學博士、物理博士、文學博士時有耳聞，但你聽過「垃圾博士」嗎？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在4月份邀請中國廢棄物專家來台交流，其中一位就是有「垃圾博士」之稱的環境史專家毛達。

毛達是「零廢棄聯盟」發起人，廢棄物議題是他的關懷重心，從他2003年進入澳洲阿德雷德大學就讀環境管理碩士至今，接觸廢棄物議題領域已有十五年。


毛達在4月22日於中國綠色人物臉譜論壇分享自身垃圾追蹤經驗。攝影：陳宣竹。


大學時，毛達就讀的是工商管理，但課堂所學令他索然無味，真正吸引他的是人文社科。大量的課外閱讀，讓他將興趣重心漸漸轉向社會議題，2003年，他決定前往澳洲就讀環境管理碩士，當時毛達的碩士論文，以當地高校的廢棄物處理為主題，從此與垃圾結下不解之緣。

在澳洲，當地NGO蓬勃發展，也是常態職業選擇之一，毛達受到啟蒙，開始思考畢業回國後，以NGO作為職業選項的可能性。當時中國NGO的氛圍還不強，但毛達依然陸續接觸了幾個知名度較高的大型組織，如綠色和平、自然之友等，隨後正式進入以廢棄物為主要項目的組織「北京地球村」工作。

毛達在進行環境倡議及推廣工作的同時，開始深刻感受到，環境推廣工作若缺乏相關實證知識作為基礎，將難以長久、也難以給出有力的論述；同時他也認識到自己對學術研究的熱情與能力，因此他決定繼續深造，進入北京師範大學的博士班研究環境史。

毛達在就讀博士班期間，協助指導教授完成《北京市有害垃圾管理調研報告》。期間他走訪了北京大量的垃圾處理廠、轉運站等相關單位，對北京的垃圾處理問題，有了更深刻而全盤的掌握，同時也跟廢棄物議題有更深刻的交織；至於真正進入議題現場、接觸到垃圾汙染所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則是在2006年，北京六里屯的反焚化爐運動，該議題開啟了中國社會對焚化爐的污染與環境風險的關注、焚化爐也開始被視為鄰避設施，引起各種沸沸揚揚的討論。


毛達透過媒體，跟大家訴說零廢棄的理念，以及中國的垃圾問題。圖片：毛達提供。


環境史在當時是新興學科、毛達以在職的身分，兼顧工作與學業，他的學術眼光從中國議題現場拉遠、轉向歐美史，研究美國19世紀末，至20世紀三零年代美國海洋傾倒垃圾的歷史。對比當前被全球熱議的海洋廢棄物議題，垃圾博士如是說：「早在那時候，就已經有海洋垃圾的問題了！」

此次來台的講座中，他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勾勒出中國生活垃圾的簡單輪廓與政策演變，毛達指出，從1979年至今，中國垃圾，尤其是城市生活垃圾量快速成長，廚餘與有機成分也隨著經濟成長而漸增，從2500萬到增加到超過2億噸，垃圾的處理漸漸成為壓力與難題。

垃圾博士從史學的角度分享：「垃圾處理的技術路線論述是隨著時代而轉移的。」早期的相關討論著重在對環境衛生的影響，當局呼籲垃圾分類，是為了解決都市髒亂，將堆肥回饋到農業生產；1980年代，衛生掩埋是主流處理方式、焚燒則不被考慮。到了1990到2000年代，當局提出「無害化」處理設施，建置標準焚化處理流程及硬體設施。而在中國政府開始選擇以焚化作為主要處理方式時，民間專業人士對於焚化垃圾的質疑也漸漸浮現。

中國民間團體在對焚化爐的建設開始提出不同意見的同時，也展開廢棄物減量的相關草根教育，比如陪伴社區進行垃圾分類。這些草根力量漸漸集結成「零廢棄聯盟」，零盟透過社區分類技能培訓營、垃圾減量與分類論壇等公眾教育等活動，進行環境教育溝通；也透過各種專業論述的發表提出政策建言，期許不斷減少垃圾的焚燒和掩埋，希望最終達到、或接近零廢棄的目標。

此次來台，毛達跟隨主辦單位深入許多台灣的廢棄物處理現場，包括南台灣事業廢棄物、焚化爐底渣非法堆置，他認為台灣在廢棄物相關處理及減量政策上有可取之處，但也認為末端處理系統仍有需要再改善的地方。毛達舉了此行來台的照片，焚化爐產生的飛灰堆置在農田中，周遭的魚塭、果樹暴露在環境風險中，對比武漢焚化爐的飛灰掩埋場，工人在露天的揚塵中吃便當、暴露在環境毒物的風險，兩地的焚化爐飛灰處理可以說都處於「失控的狀態！」


受台灣環境資訊協會邀請來台，毛達參訪台灣廢棄物議題，在潮境公園觀察昔日的海邊垃圾掩埋場。攝影：陳宣竹。


總結此次台灣行，他說道：「一次非常深刻的參訪和學習，可能對我們的工作會帶來很長遠的影響。過去這五六天，可以預見對我未來工作的後續影響，是可能長達十年的。」例如環保署與公民團體，在海廢治理平台中提出的一次性塑膠用品的減量時程表，公私協力的模式，值得他們在倡議工作上的參考。此行毛達也一窺台灣的焚化處理政策的虛實，例如上述的飛灰掩埋場、以及了解廚餘回收的運作，帶給他許多反思與對照。

毛達擅長以歷史研究的眼光，剖視廢棄物處理議題，觀察比較不同時代的垃圾處理論述。他提醒，環境工作者不可盲目相信時代當下的認知與主流論述，必須進行細緻的回溯與比較，才不至於隨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