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的母亲去世了，他哭得晕了过去，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我们吊唁完老太太，赶忙到医院去看他。

见到他时，他半躺在病床上吊点滴，眼睛红红的。来不及寒暄，他就开始跟我们数落起他老婆来：“哎呀，她要急死我了！我躺在这里算个什么事儿啊！家里天都塌了！我，我得回家忙大事儿去啊！”说完，他竟绝望地哑着嗓子号啕大哭起来。她老婆也跟着哭，用力按着他的手，跟我们说：“家里的事儿，有人忙。人家医生嘱咐过了，必须得输完了这瓶液再走——你们说，老太太要是九泉有知，肯定也愿意叫她儿子先在医院把身体治好了吧？你们快劝劝他吧，他这么闹，老太太怎么能走得安心呀……”

我们七嘴八舌地劝慰了他一番，无非尽是些“节哀顺变”之类的话。他稍稍平静了些，开始絮絮地跟我们说起了往事。

三十四年了。

三十四年前，我可怜的母亲犯了一个错误——一个她用三十四年的眼泪都洗不掉的错误啊。

我父亲死得早，母亲苦巴巴地拉扯着我和我姐姐过日子。三十四年前的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我母亲侥幸从坍塌的平房中逃了出来，我和我姐姐却被压在了废墟下面——我在东屋，我姐姐在西屋。我母亲疯狂地喊着我们姐弟俩的名字，用两只手扒了东头儿扒西头儿，十个指甲盖都扒飞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三舅扛着一把锹从刘火新庄赶了过来。我母亲一见到我三舅，哇地大哭起来，说：“俩孩子都不见动静了呀……”我三舅为难地看看东头儿，又看看西头儿，问我母亲：“快说，先扒哪头儿？”我母亲说：“你扒东头儿，我扒西头儿。”三舅说：“不行！咱俩得一块儿上手，尽着一头儿扒！要不俩孩子都得耽误喽。”我母亲哭着说：“那咱就先扒东头儿吧……”就这样，我被先扒了出来。等他们再回头去扒我姐姐的时候，已经晚了……

我差不多听了上万遍这样的话，“你说我咋就昏了头，听信了你三舅的话呢！”我母亲坚持认为，如果她和我三舅各扒一头，我们姐弟俩就都可以活命。但是，我姐姐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

我母亲随身揣着我姐姐的照片，遇上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事儿，都要掏出照片来跟我姐姐说话。

在我姐姐五周年忌日那天，我家刚从简易房搬进新房。我母亲带着我，到十字路口给我姐姐烧纸。她哭着告诉我姐姐说：“闺女，咱搬进新房了。这回呀，你住东屋，让你弟弟住西屋——闺女呀，你愿意不？”那次的大哭，使我母亲本已哭坏的眼睛更加恶化，一点儿都看不见了。

我可怜的母亲，一直活在她认准的自己犯下的那个错误的阴影里。我发现，她后来甚至不能听到“东屋西屋”、“东头儿西头儿”这样的词语，一听到，就犯病似的浑身哆嗦，眼里的泪怎么都止不住。最近这几年，她脑子有些糊涂了，常把我当成早已死去的三舅，用哀求的口气跟我说：“三儿啊，你扒东头儿，我扒西头儿，俩孩子都能保住！”

我总觉得，我的身上有两条命——我的命和我姐姐的命。三十四年前，我母亲被摆在了一个让她撕心裂肺的选择面前，她选择了我，却又长年为这选择支付着高额的痛苦。现在，我母亲走了，我对我姐姐的在天之灵说：“姐呀，姐呀，你别可怨咱妈。人活世上，最要紧的无非一颗心、两只眼。咱妈把一颗心剜给了我，把两只眼剜给了你，她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呀！姐呀，在那边替我照顾好咱妈吧……”

所有的人都哭了。年轻的医生擦着泪水塞给朋友一张纸条，说：“这是我的手机号。回去把家里的事儿料理好，要是感觉身体不适，就给我打电话，我到家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