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巴拿馬6月12日宣佈跟中華民國斷交,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從2016年起,因為所謂的「九二共識」被束諸高閣,北京終於在民進黨執政後一年,挖了台北所剩無幾的最重要友邦,雙方的國際攻防正式白熱化,後者的外交關係難免從此節節敗退。

斷交茲事體大,蔡英文總統立即發表措詞強硬的聲明,以「中華民國」對應「中華人民共和國」,頗有兩國論的味道。小英固然強調「絕不會在威脅下妥協讓步」,話語卻拖泥帶水,留下相當敗筆。在兩岸關係上,小英擺出「台灣已經善盡一切責任」的姿態,歸咎中國的現實策略與玩弄國際手段,一廂情願的理想說詞,註定要對牛彈琴。

蔡英文是個理想主義者(idealist),上任後,有關「維持兩岸現狀」的思維,充満理想色彩,面對中國強人進逼,就算不是溫良恭儉讓,也是一付與人為善的模様。這種企圖以道義勸說對抗強權的道德想法,其實是幻想,根本癥結在於對國際政治中現實主義(realism)的架構與操作欠缺了解。

© 由 風傳媒 提供 20170616-總統蔡英文16日出席「民視20周年系列活動」。(顏麟宇攝)

小英擺出「台灣已經善盡一切責任」的姿態,歸咎中國的現實策略與玩弄國際手段,一廂情願的理想說詞,註定要對牛彈琴。(資料照,顏麟宇攝)

現實主義者(realist)的根本思考邏輯不外是國家力量大小、利益何在與後果如何,國與國之間的道義和正義全不切實際,無關痛癢。在現實主義下,國家的利益以力量強弱與安危程度(不論真實或想像的)來界定,而非透過道德高低來衡量。也就是說,一個國家能否周旋於國際舞台上,先決條件是本身力量能否引人側目,以及如何實際運用。

台灣罵巴拿馬寡情寡義,只是不知自己輕重。在現實主義看來,面對政經利益(具體價值)與信守承諾(抽象價值)的取捨之間,巴拿馬無可避免的會選取前者,中國幾百億經援或投資,畢竟要比一百多年的友誼來得實在,後果也立竿見影。台灣只能打落牙齒和血吞,空口說白話,無濟於事。

從2012年掌握大權後,由東海到南海,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處處展示現實主義的思路和佈局,與蔡英文的理想主義大異其趣。遺憾的是,放到兩岸關係上,小英與國安及外交幕僚似乎未能體認一個基本事實:雙方兩極化的運作系統,對國家利益、政府國際行為與後果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 由 風傳媒 提供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參加「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各國領袖。(AP)

從2012年掌握大權後,由東海到南海,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處處展示現實主義的思路和佈局,與蔡英文的理想主義大異其趣。圖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參加「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各國領袖。(資料照,AP)

一方面,中國是定於一尊的宰制政治,內外言行由保守的共産黨統治與拍板,習近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說一不二,沒有任何人敢公開挑戰習大大的威權與權威。另一方面,台灣是自由開放的民主政治,從1996年總統民選後,國民黨和民進黨便一直為國家定位,或統獨之爭,喋喋不休,不論對內或對外,毫無交集可言,比起中共的唯我獨尊,就顯得分崩離析,不堪一撃。

由於歴史留下的糾纒(國共內戰)和台海的戰略地位(中、美、日三方的利害關係),中國與台灣的直接或間接衝突因此難以避免,政經力量威脋利誘,或大軍壓境,遲早而已。在國際政治中,只有弱者才會訴諸道義或道德的爭辯,不管弱者如何大聲疾呼,強者早已攻城掠地,不是親自動手,就是透過弱國的代理人,予取予求,如入無人之境。

兩岸之間多的是殘酷的歴史事實,最近的例子是,巴拿馬才與中華民國斷交,即將卸任的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執意出席廈門海峽論壇,大談解決1992年後的政治問題,與中國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相互唱和,為一個中國原則背書。洪秀柱幾次進京,不過是台灣自由民主化後無意的後果。她在意的無非是中國的強大,而非台灣的自由民主。其中的吊詭是,洪秀柱得以自由人的身份,在對台虎視耽耽又不自由的中國,強烈主張斷送台灣未來的自由民主。以道義和正義責之,顯得軟弱無力。

© 由 風傳媒 提供 20170614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最後一次主持中常會.宣布六月底總辭.並殷切發表一番心聲 .提名順利.沒有外界所謂的權力爭奪. 中常委觀看海外中常委提名名單.(陳明仁攝)

洪秀柱幾次進京,不過是台灣自由民主化後無意的後果。她在意的無非是中國的強大,而非台灣的自由民主。(資料照,陳明仁攝)

現實主義堅信,如果沒有外力限制(如法律;道德約束只是烏托邦),個人很難抑制自己對權力(如洪秀柱)和財富的企求與追逐。國家也一様,由於實質和潛在的利益衝突,如具體的資源和領土或抽象問題(政治信仰和民族認同),國際間的自然狀態是國與國間經常維持一種競爭、鬥爭或戰爭,國家因此必須以各種辦法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不幸的是,在國家之上,國際間其實沒有任何外力可以有效制止和制裁一個國家窮兵黷武,或耀武揚威,如中國在東海與南海興風做浪,或北韓動不動就發射幾個洲際飛彈。從現實主義分析,中國和北韓並非真的想挑起國際爭端,甚至戰爭,擺明的不過是進可攻退可守的軍力,一種你奈我何的赤裸力量,從而取得某種國際關係的嚇阻平衡。前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對梵蒂岡的道德指責,只以一句問話回應:教宗有多少師軍隊?

北京從來不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的宣稱,目的不外是在台灣內部製造恐懼,並提供其代理人或團體一個合理化的出發點(獨立將使台灣萬劫不復),繼續為中國統一大業,搖旗吶喊,不戰而屈台灣之兵。

既然是小國,台北當然沒有能耐,更沒必要,在台灣海峽發動一場「反攻大陸」的戰爭。面對北京武力相向(1500枚飛彈對凖台灣),小英對習大大的回應不妨更具體和明確點:只要中國以飛彈摧毀台灣任何城市,台灣將如法炮製,集中所有飛彈,轟炸廣州或其它沿海大城。

一旦不利後果可以預料或難以避免,現實主義者在採取莽撞的暴力行動前,通常都會三思而行,習大大應也不例外。

*作者張讚國為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客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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