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年級經常被批評為草莓族，但作家劉克襄今天以「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為題撰文，描述以他的孩子畢業半年後，終於找到月領25K的工作，但努力一甲子，恐怕都還在付頭期款。對照新加坡榮景，他反思三四年級的人應對此現象負起最大責任。
綽號「鳥人」的劉克襄是知名自然觀察解說員、作家，從事自然觀察、歷史旅行與舊路探勘十餘年。至今出版詩、散文、長篇小說、繪本和攝影作品二十餘部。
以下是他的文章全文：
一位去新加坡讀書的大陸女孩，畢業時入籍當地。最近到報社任職，一個月薪水約莫台幣五萬多塊。我問她，假如你找到工作，十年後能否在新加坡買房子？二十四歲的她，肯定地點點頭。她和大陸來的男友已訂婚，對日後充滿信心，也不排斥很快就有孩子。
假如她繼續留在大陸，一路求學，日後到沿海重要城市，在無背景的條件下，不僅無法找到期待的允當工作，恐怕也買不起房子。當她述說時，我彷彿聽到兩岸的年輕人，都有某些類似的困境。
而她到了新加坡便不一樣了，好像70年代的我們，來自南部的孩子北上讀書，後來留在台北工作，或者出國讀書。不管將來如何，回到這塊土地，她都有很多機會謀得一份工作。外面的社會充滿著各種夢想的可能，多數人不會把公家機關當金飯碗。
我的孩子跟她同歲數，剛剛畢業，非理工和金融科系背景，畢業半年後，終於找到月領25K的工作，全家人充滿歡欣。他一定很難想像，跟他同樣年紀的新加坡人，竟能領得豐厚的薪水。更重要的是，以現今台北的公寓大樓，我的孩子努力一甲子，恐怕都還在付頭期款。若比較別地年輕人的生活，想必會羨慕這樣的國家。
像我這樣來自農家鄉村的四年級，可能是目睹台灣土地最劇烈變遷，也是享受最多資源的一代。我們親身體驗了貧窮的滋味，卻也在年輕的養成過程裡，大量地享受整個社會的富裕，獲得許多過去不曾擁有的資源。那些年，或許是台灣最好的時候，但也是剝奪生態環境最嚴重的階段。而這些年，我們壯年了，台灣進入崩壞的狀態。
我們的下一代，正面臨台灣最貧苦最沒機會的時候。這樣的環境不是他們造成的，而是我們過度短視，著眼於近利，造成這等困境。政府過度傾斜於保護少數財團，給予金融和科技業優先的利益，缺乏多樣價值的發展和照顧。
但許多年學者專家仍像部落的巫師，愛當社會的預知者，不斷用批判的角度，威權式地批評現在的年輕人不願意低就，踏實的工作，又過度迷戀網路世界。我們從未反省，自已傷害台灣有多深。
孩子們會有現今的茫然，三四年級的人，其實必須承受最大責任。去年太陽花學運何以聲勢浩大，因為我們未留下一個安心可以奮鬥的環境，讓他們找到生活目標後，打拚就有機會。不是他們做的，卻要用未來的一輩子去概括承受，誰會服氣？
我們批判現在的年輕人，反而是對自己最嚴厲的指控。不是我們保護得太好，讓他們失去戰鬥的能力，而是沒有給予完好的成長環境。台灣早被我們拖著往下走，不是下一代。每個人若自私地只顧著，讓自己的孩子獲得最好的福利，台灣只會繼續沉淪。
你是否跟我同年級？行有餘力者，要不要嘗試拉高角度，把所有孩子都視為親人。幫忙他們一把，也是幫台灣一把。別人的孩子跟我們的，都要一起在未來活著。讓人家有機會，我們的孩子才不會受苦。
我的周遭，許多同年級的友人開始意識到這個狀態，樂於伸手援助陌生人。賺錢不再重要，如何回饋土地更是當務之急。大家不分階級和族群，廣泛地認養台灣。此時此刻，真的需要更多人如是體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