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6月中旬，印度軍隊非法進入我國西藏洞朗地區，至今已接近兩個月。在此期間，印度罔顧中國屢次要求其撤出的警告，執意在該地區逗留滋事。
8月2日，中國外交部發布了《印度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界進入中國領土的事實和中國的立場》，對印方的舉動給予回應。
正角評論再次獨家專訪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詳細分析此次邊境危機背後的大國關係和地緣博弈。
正角評論：長期以來，中美關係一直在中國對外關係中居於首要地位，但中美關係也不是中國對外關係的全部。近年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國國力的提高，中國的外交戰略也面臨調整。您對中國未來的外交重點有什麼建議？
鄭永年：很多年來，中國對外關係中以中美關係為重中之重，這是沒錯的。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是由地緣政治決定的。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強霸權，而中國崛起後，其和美國的距離拉近、兩國互動也越來越頻繁。中美同處一個結構，雙邊互動對全球會產生巨大影響。
不過，中美關係並不是中國對外關係的全部，所以中國必須回答這個問題——中美關係之後的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是什麼。
正角評論：從當前全球的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中國對外關係，除了美國外，下一個重心是哪裡呢？
鄭永年：地緣政治有兩種形式。傳統上，軍事關係是地緣政治的核心。這在冷戰期間很明顯。現在因為經濟的全球化，地緣政治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經濟力量，經濟重心在哪裡，地緣政治就會出現在哪裡。也就是說，地緣經濟決定著地緣政治。
從地緣經濟的角度來看，今後很長歷史時期內，其世界經濟中心會在亞太地區。世界上最大的三大經濟體（美國、日本和中國）在這個地區，印度的經濟也在很快崛起，加上原來的四小龍，亞太地區在世界經濟中最有活力。
正角評論：單就就亞太範圍而言，中美關係之後，中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是什麼？
鄭永年：區域內的幾個大國，俄羅斯、日本和印度對中國都很重要。但其中中印關係的確定性最小。中國跟日本和俄羅斯的歷史恩恩怨怨很多，同它們打交道都有相當的經驗。中國從來就沒有忽視過日本和俄羅斯，今後也不會忽視。和俄羅斯，中國已經有上海合作組織等多年架構，和日本的經濟整合非常高。
然而，中印關係卻一直被低估。亞太地區，除了中國，印度的崛起最為顯著。這就決定了印度和中國一樣會對亞洲倍加重視。中印兩國同在亞洲，都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兩國如何相處有待探討。
正角評論：為什麼中印關係一直被低估？對中國而言，印度的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哪些層面？
鄭永年：印度是一個上升的大國。一個上升的大國會如何行事，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中國人心理上也還沒有對印度崛起做好準備。
印度有很多內部問題，像中央和地方關係、宗教關係（如穆斯林跟印度教的關係）、不同的種族關係、種姓關係、毛派等等。印度內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決定了其民族主義的強度。印度的民主政治整合了整個國家，但控制力量不強。而且，在中國官方致力於控制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時，印度一些官員則經常鼓吹民族主義，尤其是針對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
印度是民主政治，其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通過其政治機制與過程傳導給外交政策。印度的民族主義一旦爆發出來，就有很多不確定因素。
多年以來，印度的民族主義將中國視為一種威脅。獨立以後，印度外交一直是向西的，即重視西方世界。現在隨著世界經濟和戰略重心的轉移，印度外交重心也轉移到亞洲，開始“向東看”，但印度在經濟上和亞洲國家合作的同時，在戰略上防備中國。
從近代至今，中印兩國一直互相缺乏了解。中國沒有很好理解印度的民族主義，尤其是對印度民族主義情緒對印度外交的影響了解很有限。此外，印度與中國同樣是一個文明古國。中國對這一點的了解也不深刻，特別是對印度希望其文明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缺乏認識。
正角評論：印度今天的外交政策“向東看”，有什麼原因？
鄭永年：任何國家的國際戰略都取決於其地緣政治，而周邊國家的力量變化是地緣政治中最重要因素。
今天印度的地緣政治變化了。首先，全球地緣政治重心轉移到亞洲，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崛起，毛澤東時代中印曾經打過一架，這使得中國崛起對印度民族主義來說，更為耀眼。中國的崛起，尤其是中國的全球化和“走出去”戰略迫使印度往東看，注意中國。
正角評論：中印兩國現在在邊界問題等方面尚存有爭議，對於中印雙邊關係中的矛盾，您有什麼建議？
鄭永年：在邊界問題上，雙方領導層都有意願解決問題。然而，客觀地講，中印邊境問題大家可以談，但不可以太著急。就如一些學者所言，很多問題在民族主義還高漲的時候是不可以去觸摸的。欲速則不達，搞不好還會引起很大的負面效果。
正角評論：中印產業結構沒有較大差異，技術水平上也大致相當。印度工商界特別擔心，中國製造業對本土製造業會造成強烈的衝擊，所以中印FTA一直沒談下來。您覺得該如何處理這個僵局？
鄭永年：印度經濟體開放程度比中國差，很注意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在選舉壓力下，印度政治人物也很難向國外做出妥協。
中國現在提倡自由貿易，是國際社會聲音最響亮的。但是，中國不要像西方那樣，把自由貿易作為一種具有普世意義的意識形態來推廣，不能把自由貿易搞成宗教。每個國家都會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來談自由貿易，有好多自由貿易區都是一步步形成的。
正角評論：如何看待美國對印度關係的重新重視？
鄭永年：這一點值得注意。美國面對中國的崛起想拉攏印度，這是事實。美國在主觀上想要制約中國，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並不是說，印度和美國做了什麼，就是針對中國的。
我覺得中國不要太擔心印度會完全靠向美國。印度的外交政策話語儘管受西方的影響，但與美國結盟來對付中國這種可能性並不大。作為一個大國，印度如果緊隨美國，其在國際社會的空間反而會受到制約。
這就是說，印度和中國在戰略上的合作還是有基礎的。
正角評論：美國曾推動包括印度在內的亞洲四國搞價值聯盟，但很多時候，美國所鼓吹的價值就蛻變為了意識形態。美國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或者鼓吹自由貿易，或者呼籲就業保護。美國已習慣自由地運用意識形態來為企業和國家謀求利益，中國應該如何更好地應對？
鄭永年：美國人做事是符合其國家利益的，例如，美國對自由貿易態度的變化就是隨著其國家利益調整的。不過，實際上人們不用太看重所謂的價值聯盟。美國人談價值聯盟、民主聯盟談了多少年了，但並沒有多少響應者，進展不大。在物質利益面前，民主價值有些時候是毫無作用的。
當然，民主國家政治空間大。不管喜歡與否，隨著中國崛起，中國已經成了西方政治人物操縱政治的一個目標。
此外，雖然美國常常錯誤地把中國當作敵人，但和美國相比，中國還沒有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觀，只是加入當前的國際體系。中國真正走向世界也就是近幾年的事情，在國際事務上還缺少經驗。中國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形成自己的秩序觀。
正角評論：在您看來，中國需要一個什麼樣的世界秩序觀？
鄭永年：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擴張似乎已經到了頂點。即使沒有到頂點，中國也是不能完全照抄的。
中國應該從文明的視角來塑造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觀。中國也應該能主動提出自己設計的普世價值，既符合中國傳統，也能被其他文明所接受。
*鄭永年教授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