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偏偏是美國教育最為重視的技能之一。在高中每一年，學生的必修課之一都包括主角是論文寫作的英文課。不光英文課，歷史課、哲學課甚至數學課都包含寫作訓練。到了大學，每個學生必須修至少兩門寫作課寫作課才能畢業。”
我坐在電腦屏幕前，盯著一張空白的word文檔。有時外面的走廊裡傳來同學嘻嘻哈哈的說笑，或咚咚的籃球聲；有時對面宿舍的房間裡傳來奔放的搖滾樂，我腳下的木地板也隨之微微共振。在這樣的時刻裡，我的房間反而顯得更加安靜，可以聽到硬盤嗡嗡轉動的聲音。時間一分一秒溜過，word文檔上出現了兩行字，變成了三行，四行，光標停留了許久，選中之前的兩行，輕輕的一聲“啪嗒”，又變回兩行。窗外明媚的午後已經變成靄靄的黃昏。再一瞥，夜幕中的街道已經被星星點點的路燈照亮。
在美國留學的許許多多個午後，我曾經這樣度過，以至於今天，當我閉上眼睛回憶高中和大學的日子，首先浮現在眼前的是一張空白的word文檔，和那一寸一寸艱難前行的文字。這樣的經歷大概為許多求學異國的中國學生所熟悉：讓人下筆沉重的並不僅僅是深奧的論文題目，更多的則是隔在思維和表述之間深深的語言溝壑。
對於在西方留學的中國學生，他們需要逾越的最遠跨度往往不是數千英裡的太平洋，而是到達大洋彼岸後，坐在異國校園的圖書館裡，腦海與筆尖之間的距離。這挑戰往往遠比乍一想像之下要艱巨，其中既蘊含著語言學習本身的規律也揭露了中國語言教育的弊病：中國小學便開設了英語教育，學生在本科留學美國之前往往已經有了近十年的英語學習經歷，然而不論在中國課堂還是課外補習班，對英語的訓練往往更注重於被動的“聽”與“讀”，而非真正允許學生將語言用作溝通工具的“說”與“寫”。
“說”往往可以在學生出國之後短時間內提高，既因為練習機會充裕，也由於和他人交流本質上是互動性活動，自己的手勢，對方的表情，都可以幫助雙方達成互解。寫則不然。獨自面對著電腦屏幕，用異國文字構思論文，分析《哈姆雷特》中角色的心理掙扎，或日本經濟崛起面臨的困難，或三葉蟲的滅絕原因，常常感覺自己如同一個笨手笨腳的孩童試圖組裝一件高科技精密儀器，不斷失敗受挫後，難免氣惱沮喪。
而寫作偏偏是美國教育最為重視的技能之一。在高中每一年，學生的必修課之一都包括主角是論文寫作的英文課。不光英文課，歷史課、哲學課甚至數學課都包含寫作訓練。到了大學，每個學生必須修至少兩門寫作課才能畢業。“寫作是通識教育注重培養的標志性能力之一，”學校的網站上寫道。“學生們在增強寫作能力的同時，也學會了如何由被動變為主動的學習者。”
的確，構思論文促使學生對問題進行深刻地思考，發現自己思維中潛藏的破綻，匯總多方信息和多角度觀點提升自己的看法，而寫作過程又鍛煉學生將自己的看法以有說服力而縝密的方式表達出來。這都是無法用分數衡量而至關重要的能力，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中的“漁”，也是中國教育所欠缺的。
於是，抱著“良藥苦口利於病”的覺悟，我在圖書館挑燈夜戰，試圖征服一個又一個論文題目。整個過程確實五味俱全：這其中充滿了之前所描述的失望與挫折，同時，寫出一個自覺精煉達意的句子，所帶來的成就感也讓人難以忘懷。語言障礙似乎將寫作的一切苦與樂都放大了許多倍。
然而，當論文到了公正嚴格的教授手中，又到了深深銘記“忠言逆耳利於行”的時刻。“內容尚可，語言待進”是家常便飯的評語。碰上會逐字逐句批改論文的敬業教授，發回來的論文便是一片刺眼的紅色。大一的時候，我拿著一篇在圖書館奮戰數周完成，又請同學幫忙復讀過的論文找到教授，對方讀過前兩頁，也坦誠相告：“如果蓋上論文作者名字，可以馬上看出英語不是作者的母語。語言上還需要多多改進。”
在這種時候，我往往會跑去找身邊正在學習中文的美國人聊天，或是在和媽媽打電話時發發牢騷：如果有一天世界上的通用語言變成中文，那該多好！
帶著語言障礙的鐐銬，光是中規中矩的學術論文已經讓人疲於應付，我便從沒向人提起過我在國內曾經的興趣——寫散文。直到高二作文訓練開始為高考准備，我一直享受著每周寫周記的過程，小小的記事本如同如今的電腦屏幕，只是那時的語句從腦海中流出得更順暢無阻。每次周一上課之前，交上去的作業堆在講台上。在暗黃色的代數本或深藍色的英語練習冊中間，最顯眼的便是那一摞的周記本，五顏六色，大小不一，高高的顫顫巍巍的一沓，彷彿隨時會塌下來。那是唯一一項不打分的作業。
在一個崇尚標准答案的教育體制裡，散文成了釋放個性的唯一途徑。而在美國大學崇尚個性的教育環境裡，因為對語言能力的擔憂，創作性寫作卻彷彿變得高不可攀。畢竟，它對語言表現力的要求更高，用英文想寫論文已經如同被扒了一層皮，寫散文豈不是要血肉模糊？僅僅這個想法便讓我心驚膽戰。
大學倒是提供了不少創造性寫作(creative writing)的課程。一門主要針對大一新生，叫做“當代散文讀與寫”的課在同學中廣受好評。那門十二周的課布置六篇作文，和其餘寫作課（四篇）比起來負擔要重。課上，學生閱讀名家名作，老師帶領著分析寫作技巧。課後，學生們寫自己的作文，每篇有的只是一個寬松的主題，例如“一個人”、“一個地點”、“一個文化現象”、“一篇諷刺文”，等等。
大一時我沒能鼓起勇氣選這門課，而大三時，聽到身邊同學的一片贊譽，我終於耐不住誘惑，決心不再讓這個機會跑掉。我選了一些比較輕松的課和這門“重頭戲”搭配，在書櫃裡擺上詞典，買足了熬夜吃的零食，決定大戰一場。
然而，當開始下筆時，我的感受卻和寫學術論文時有天壤之別。那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如同坐慣了地鐵的人有一天開始騎自行車，速度慢了下來，便突然注意到了路邊的風景和四通八達的道路。
寫了十餘年的作文，應試教育的條條框框如同地鐵的軌道，決定了學生的語言風格，而這種風格也在無形中限制了思維前進的方向。例如，若要寫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和克服挫折的過程，“艱巨的挑戰”，“功夫不負有心人”，“一股成就感油然而生”等在範文中屢見不鮮的詞語便湧進腦海；寫到科學家，便一定要描述“偉人偉事”；寫到日本，便一定要“勿忘國恥”；任何事件一定要升華到道德層面，任何文體一定要遵照刻板的應試作文結構。這些無謂的限制既掩蓋了作者的聲音，也奪走了作者的真實感受。久而久之，寫作彷彿變得更加簡單，但作者的聲音也會漸漸微弱，感覺會愈發遲鈍。
正因為語言和思維之間有這樣緊密的聯系，當作者用另一門外語作為表達工具時，這過程既改變了語言風格，也解放了思維。之前那個如同堆滿舊傢具的擁擠閣樓般的大腦，在新的語言裡突然變得空曠。沒有了可以用來填滿稿紙的陳詞濫調，作者便需要再一次使用自己的感官去經歷，動用自己的思維去判斷，加上文化和語言隔閡，需要加倍努力地嘗試將自己的感受傳達給讀者——這一切往往使寫作變成一個使人耳目一新的過程。
用英文遣詞造句，我彷彿又回到了小學的作文課堂，戰戰兢兢地寫下每一個句子，以一種前所未有的細致去審視每一個用詞，毫無顧忌地使用比喻。語言表達的情感也豐富了起來：不再僅限於贊頌或譴責，語言可以用來反思、詢問、諷刺、批判，或僅僅描述。這為寫作的內容也打開了廣闊的空間：在“好人好事”或“偉人偉事”之外，從學校附近中餐館古怪的老闆，到暑假留學日本時和一位陶藝師傅不期然的談話，到實習面試時碰到讓人啼笑皆非的面試官，素材無處不在。
如同留學過程中所遇到的許多其他事物，語言障礙為我帶來的既有苦也有樂，而這兩種感情往往相互交織，難以區分。正是這種感情讓我一次又一次在深更半夜坐在圖書館，面對著卡殼的論文，一邊咬牙切齒，一邊挑燈夜戰，用咖啡因作用下的腦細胞推動著光標在文檔上緩緩移動。
這時門外沒有喧鬧聲、搖滾樂、籃球聲，只有窗外傳來麻雀的叫聲。一瞥，遠處的天空已經蒙蒙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