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The conversation
註：帕斯·薩爾博格(Pasi Sahlberg)是芬蘭教育家、作家及學者。他曾擔任芬蘭教育和文化部下屬國際流動和合作中心主任,現擔任芬蘭、瑞典及蘇格蘭教育政策和改革的顧問。他曾是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的訪問教授,現任亞利桑那州國立大學的訪問學者。他還獲得過2012年芬蘭教育獎、2014年蘇格蘭羅伯特·歐文獎、2016年丹麥樂高獎。他的最新代表作包括:《全球教育改革難題》(2017)、《賦能的芬蘭教育者》(2017)、《芬蘭教育領導力》(2017)等。他的《芬蘭課程2.0:世界可以從芬蘭教育改革學到什麼?》一書獲得了2013年格威文美爾獎(Grawemeyer Award) 。
芬蘭，一個人口僅為550萬的北歐國家，在全球教育界卻是萬眾矚目的一顆新星。自2000年開始，經濟合作組織每三年舉辦一次15歲學生能力評估測驗“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芬蘭青少年連續兩屆在閱讀與科學兩項評比中獨佔鰲頭。除此之外，芬蘭的特殊教育、教師賦能和培養、平等合作等教育理念也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在去年12月的柏林在線教育大會Online Education Berlin上，記者采訪到了帕斯·薩爾博格先生，他就如何建立社會對教育的信任、如何選拔和培養教師、什麼才是好的教育等話題分享了芬蘭的教育實踐和他個人的思考。
信任和自治：給教師和學校更多的自由
首先，您可能也知道，中國最近幼兒園虐童事件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整個社會對老師、學校的信任感嚴重缺失。很想知道在芬蘭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件嗎？您覺得應該如何建立全社會對教育行業的信任呢？
Pasi Sahlberg：據我了解，芬蘭還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件。
談到信任，首先我們要了解，在一個體制裡，如果父母或者社會本身對孩子的成績和行為期望很高，這往往意味著，你並沒有對可能出現的結果給予一定的自由。在芬蘭，信任對於我們來說就是給予我們的學校和教師充分的信任和自由，相信他們能制定出適合孩子的培養目標、教學標准和教學內容。這種信任是一種文化和風氣，不是一種特殊場合下的行為。
種信任感芬蘭是如何培養出來的？
Pasi Sahlberg：其實二十五年前的芬蘭，也處於一個對教育行業信任感十分缺失的階段，教師沒有充分的自由。當時我剛剛開始做數學老師，中央政府對課程體系做了十分詳盡的規定，所以當時我唯一想的就是:如何去教這些政府規定的教材。
然而在1991年的時候，芬蘭政府開始了一系列去中央化的舉措，其中就包括了1994年放開學校的自主權。
比如芬蘭的法律闡明了教育的目的和整個教育系統的運行規則，然後政府提供整體的教學框架。比如在科學領域，會規定科學的目的是什麼，而不會嚴格要求學生必須要學什麼。最後，教學權和自主權都留給了學校。
具體是什麼樣的自主權？每個學校的自主權都一樣嗎？
Pasi Sahlberg: 每個學校的自主權不一樣，這取決於它們在哪一個行政區劃裡。芬蘭有311個“市鎮”（作者註：市鎮是芬蘭的地方政府行政單位，其角色是提供服務、發展社會活力、實現本地居民的自治、及創建本地身份認同）。這311個市鎮的大小也各異，最小的一個是小島，有500人居住，只有一間學校，50多名學生。最大的市鎮是赫爾辛基，60萬人口，有大約250所學校。
因為每個市鎮的自治制度差別很大，所以相應學校的自主權也差別很大。比如有的市鎮由學校自己招聘教師，有的市鎮則由政府負責招聘。有的市鎮裡校長有權決定獎金發放，有的市鎮裡發放工資的權力則來自於政府。
所以國際上在討論芬蘭教育的時候經常有個誤解，覺得芬蘭教育是一個有著統一規劃、統一形態的教育。但其實芬蘭的教育是很多元的，每個地方都不一樣。這也是為什麼我經常跟研究芬蘭教育的國際同行說，我們還要去看看芬蘭這個國家內部各個地方不同的現狀和需求。
的確，芬蘭的信任來自教育的自治，而這種教育自治的前提是政治的自治。但除此之外，教育自治的有效實施是否也取決於學校管理者和教師的素質？
Pasi Sahlberg: 對。依靠學校的專業知識和智慧來設定具體的目標和內容，這取決於你有一批怎樣的教師隊伍，而教學師伍的質量歸根結底又取決於你有怎樣的一套領導班子。芬蘭相較於其他國家在這點的優勢是：25年來，我們培養了一批高水平高素質的教師。芬蘭的中小學教師，都至少有著碩士學歷的文憑。所以想像一下，一個學校如果有50個教師，都是大學碩士畢業，受到過系統的教學培訓，給他們自由，這一群聰明人會迸發出許多智慧的教學成果。但如果換作另外一個國家，五個教師中只有一個是大學畢業生，另外四個僅僅是高中畢業，家長當然不信任，不願意放權給學校。
教師必備三大素質：使命感、同理心、領導力
誠然，解決信任問題的關鍵一步是提高教師的素質。你認為教師應該具備什麼素質？
Pasi Sahlberg: 首先是道德品質和使命感。選拔教師的時候，我們會問面試者“為什麼要做教師”、“你想要教什麼”這樣的動機類問題。過去可能很多人會說出“因為教師有很長的假期”這樣的答案，但現在我們會篩選出把教師這份工作當成人生使命、想要通過教學去改變別人的命運的人，在面試中他們需要用例子去證明自己的這種使命感。
其次是同理心。他們要展現出他們懂得理解他人的需求、成就別人，而不是通篇在談自己。
還有領導力，我們的教師要懂得領導力的概念以及如何貫徹領導力。無論是課堂教學的領導力，與其他教師合作時的領導力，還是在學校管理上的領導力。
最後當然就是強硬的專業能力。提到這裡，芬蘭的小學教師需要更全面的專業能力，因為他們需要教學生所有的科目。他們不僅要會語言、科學，也要有基本的美術和音樂素養，如果不會，至少也要有願意學習藝術知識的心態。
要培養出這樣的老師，需要系統科學的選拔和培養。您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介紹芬蘭教師專業的大學入學考試，可以在這裡簡單分享一下嗎？
Pasi Sahlberg: 以小學教師的大學入學考試為例，第一輪是標準的專業能力書面考試，第二輪則是綜合能力測試。第二輪的考察形式會根據不同學校的側重點而有所不同，但都少不了行為面試，尤其是群體面試，一般是三進一。
群體面試通常是如此進行的：五個老師為一組，他們要共同完成一個模擬教學任務，比如教25名四年級學生數學。他們身後的面試官則觀察他們如何設計教學過程、如何交流、如何進行課堂教學。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不僅考察智商和解題能力，還考察教師所特別需要的溝通能力、創造力、解決問題、團隊合作能力等等。有時候一些面試者可能本身專業能力並不是第一，但由於他們有著非常豐富的教學經驗，善於調動學生積極性或是懂得幾門樂器，那他們往往會比一般的面試者更受青睞。
剛剛您說到群體面試的考察標志之一是團隊合作，為什麼它對教師那麼重要？
Pasi Sahlberg: 因為在芬蘭，團隊合作不僅在教研階段，如集體備課，還發生在教學階段，如兩個老師可以把兩個班的學生集中在一起共同授課。這樣的形式對於歷史、政治等需要充分討論的課程是非常有幫助的。二十多年前的芬蘭，是一對多的教學模式，不會特別要求合作；但二十多年後，合作已經成為芬蘭教育的一部分。如果你問每一個芬蘭校長，他們都會說團隊合作很重要。
所以在學校聘任一個老師前，我們會對他進行背景調查，如打電話到他以前的單位。我們不問他的教學成績，而是問同事對他的評價，他是否樂於助人、能否做到為集體作出奉獻等等。
反之，如果一名教師被發現處處為了自己，不懂得團隊合作，如果我是校長的話，我就會把他辭退並且不會再僱用他。
我觀察到，在很多國家，合作或者說幫助弱勢的學校，往往是來自於政策要求。但在芬蘭，我們嘗試去讓合作變成文化的一部分。假如我是一所教學資源豐富的學校的校長，這時另外一所新學校剛剛成立，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我可以怎樣幫助它？這種舉動不需要政策的規定，而更多是文化上的自然反應。
教師的培養：讓教師和學校攜手成長
什麼讓芬蘭的教師保持教學的熱情？
Pasi Sahlberg: 首先是來自社會的尊重，其次是工作環境，最後才是薪水。
芬蘭在教師培養上有什麼特色？
Pasi Sahlberg:芬蘭有專業的教師職業培訓體系。當然除了強調教師在個人職業道路上的成長外，我們還注重把他們和學校“綁”在一起，讓他們共同成長。舉個例子，二十多年前，我們的教師在職培訓通常是把一些教師挑出來，送到外面去培訓。教師的成長和學校的成長在某種程度上是割裂的，因為勢必有些老師沒有接受到培訓。但現在，教師們都在一起為學校和自己的成長努力，比如他們會邀請嘉賓到學校來辦工作坊，給全體老師做培訓。
理念：創新不是單純為了創新，教育不是為了競爭
您在另外一篇文章裡面寫到，芬蘭的老師平均教齡是40年。在當今變化如此快速的時代，請問芬蘭的老師是如何保持創新的呢？
Pasi Sahlberg:我覺得我們要重新審視教育的本質和創新的定義。我覺得教育很大一部分實際是保守的，老師的創新來自於每年遇到不同的學生。如果教育理念是正確的，老師能把學生教好，學生能夠用正確的方法快樂地學習，那這種教學方法就不需要改變。有時候我們濫用了創新，人們不應該在未弄清教育工作者面臨的真實需求前為了改變而改變。當然如果老師覺得教學方法是不正確的，阻礙了孩子的發展，我們就需要運用科技等創新手段來進行改變。
最後能分享一些您的教育理念嗎？
Pasi Sahlberg:很多人認為，在當今競爭激烈、瞬息萬變的時代裡，需要讓孩子學習如何去競爭、變成強者。但我的觀點恰恰相反，讓學生適應競爭和變化的最好方式就是教會他們合作。因為在這樣復雜多變的環境裡，更需要創造力、冒險心這些寶貴素質，而只有在一個鼓勵合作的環境下，這些素質才能孕育和誕生。所以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是不會鼓吹學生為了競爭而學習，相反我希望給他們一個寬松、合作的環境，讓他們擁有將來面對挑戰時需要的寶貴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