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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統並不像美國總統每年固定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因此，每年「雙十國慶」的演說就顯得有類似的重要性。就層次分析來看，國慶演說一定都會具備國內、兩岸與國際等三個層面。順序上，蔡英文總統的2017年國慶演說是從國內提到兩岸與國際；今年的演說則不一樣，反從國際、兩岸再提國內。
內容比重上，2018年可謂著重於國際與兩岸的一次，亦可被解讀為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書。國內闡述一如往常宣傳政績以及陳述未來施政重點，只不過，了無新意，字裡行距間有「淡化」之感。國內層次如此化約，或可解讀為蔡政府正面臨民調低迷以及因應大選檢驗所做的調整。不過，這其實是一份充滿守勢卻有伺機而動感的國情咨文。
從脈絡來看，三個文本可以一起進行連結與觀察：蔡總統的演說文、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10月4日的演講稿、國臺辦對於蔡總統的回應。
彭斯的演講，被視為是「新冷戰」的檄文，原因在於其嚴厲地指責的不單是中國崛起對於美國經貿上的威脅，簡直是國際社會上完整的「中國威脅論」的露骨陳現：中國對於世界的政治與軍事上的威脅、經濟威脅、環境威脅以及文明（包括人權與民主等）的威脅。尤其，針對中國有關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上的批判，讓人不禁聯想到過去充斥意識形態對峙的冷戰。
現今，對象由蘇聯換成中國，彭斯針對涉及全球範圍的中國「一帶一路」的批評，等同宣告美國的反制亦是全球性。新冷戰之意，由此窺知。只不過，新冷戰的「新」不僅是對象不同如此簡單，更有時代變遷的意涵。彭斯對中國的強悍說辭的最後，仍留下希望兩國建立建設性關係之語。此等凸顯當代全球化對國家間互動的影響，國家間即使利益不同仍有共同問題得一起合作處理，這亦是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限制與延伸。
彭斯的演講特別點名了臺灣被中國的利益侵犯以及臺灣的民主可貴，等於是公開宣告臺灣乃美國制衡中國的盟友。從近期美國會友臺法案，美臺同盟已經不僅只是政治與軍事上的利益合作，更昇華到關係更牢固的價值同盟，這已經從工具理性演變到價值理性。
從國際政治觀點來看，當前的川普政府更像「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蔡總統的作為更像「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
川普團隊視中國不僅是擴權的改變現狀國家，更是企圖取代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為了生存，美國利益優先，川普政府必然以相對方式（造利己方、不利對方）追求權力與安全的極大化，其手段上，包括可以節省成本的責任承擔者以及外交、軍事上的制衡（balancing）。責任承擔者如日本，如今更進一步要求臺灣。制衡則包括重要外交途徑的訊息傳播、軍事演習在內的軍事作為乃至戰略圍堵，如川普推出的印太戰略。
總統的國慶演說，凸顯國際層次（化約國內層次），等於接受強權政治結構對於中小國家發展的制約。蔡總統進一步呼應美國的說法，中國的影響力所及，非國力的單純追求，儼然對國際秩序、和平與穩定造成衝突。中國乃「衝突的來源」。結構現實主義所要求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追求和平的作為，也反映在臺灣對於美國「一邊倒」。
國慶演說中，蔡英文亦從民主同盟的角度強調與美國、日本、歐洲議會站在一起，呼籲歐盟國家對中國更積極反制、更重視臺灣。結構現實主義者認為交流帶來「不自主」也反映在蔡英文執政以來新南向政策，企圖擺脫兩岸經濟連結對臺灣產生的依賴情境。演說中對於新南向的陳述以及國慶主持人的越南新移民身分，再明顯不過。
即使如此，蔡團隊依舊相當謹慎地扮演「責任承擔者」角色。演說中的「沈著」、「求穩」、自我要求的「負責任」以及「四個不會」，仍在於承襲2016年「520就職演說」的「維持現狀」元素：中華民國、臺灣民主。不挑釁的取向，一方面顧慮到強權美國恢復臺海現狀的一貫「不統不獨」利益；另一方面，更在於面對中國要求的「一個中國」連結時，她提到6次「中華民國」（2次是「中華民國臺灣」）、46次「臺灣」、1次「中國大陸」，相較2017年提到3次「中華民國」、19次「臺灣」，「中華民國」次數增加，提到「臺灣」也增加。當然，未讓追求法理臺獨的陳前總統出席慶典以及演說中所提的「不貿然升高對抗….不會因一時的激憤，走向衝突對抗」等，都可視為不挑釁的例證。
值得提起的是，蔡英文再次提到「中華民國臺灣」。2018年8月於薩爾瓦多斷交談話中，蔡英文也提到「中華民國（臺灣）」。其實，「中華民國（臺灣）」這等詞彙曾出現在2005年至2008年陳水扁政府時期，「中華民國」為法定的正式國名，「（臺灣）」作為加註，為的就是去除「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含義，也被認定是臺灣正名運動的步驟之一。
耐人尋味的是，「中華民國臺灣」的「臺灣」究竟是什麼內涵？是國家的意義？還是地理的意義？還是價值的意義？李登輝與陳水扁都提過「中華民國在臺灣」，此「臺灣」是地理意義；後來，陳水扁也提「中華民國是臺灣」，此「臺灣」就是國家意義。這幾年，「臺灣價值」之說四起，因此「臺灣」又可是價值指涉。因此，對蔡政府而言，「中華民國臺灣」，其實可以有多種解釋與操作，這可能是一種蔡團隊周旋於美中強權的彈性策略，更是國內統獨競爭下的一種平衡策略。此種彈性與平衡，亦可以是對兩岸協商釋放的一種善意。這種「求穩、應變、進步」是否意味最好的防守就是最佳的進攻呢？
針對蔡總統的國慶講話，國臺辦的回應是充斥著「兩國論」分裂謬論，和針對大陸的對抗思維，暴露出配合西方反華勢力遏制大陸的用心，直言之，任何挾洋自重、升高對立、妄圖破壞兩岸關係、改變臺灣地位的分裂圖謀和行徑，只能自取其辱，絕不可能得逞。檯面上來看，蔡團隊的善意並無得到進一步的回應。但若進一步推敲，馬曉光闡述兩岸時是用到「兩國論」以及「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法理事實」。「兩國論」源於李登輝1999年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李登輝的路線被視為是一種以「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獨臺路線，當時此論述的重要推手即蔡英文。換言之，不難想像，蔡團隊的「中華民國臺灣」被界定為獨臺路線。
不過，馬曉光也提到「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法理事實」。這等說法也是在緊縮中藏有彈性。「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顯示「大陸」和「臺灣」是地理關係，並未將明確提到中國乃中華人民共和國，搭配後一段「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法理事實」，「法理事實」四個字，不難聯想到主權論述中的法理主權（de jure）與事實主權（de facto）這兩個概念。換言之，「法理事實」四個字，隱含中共承認兩岸未統一且臺灣具有臺澎金馬主權的既定事實。看來，中共的回應，似乎也留下一點未來協商的彈性。
兩岸目前深陷賽局理論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當中。在破解囚途困境互不信任的途徑中，美國已從海峽兩岸兩方的賽局外強勢出手，釋放出相當明確的訊號。此等訊號，自然可被解讀為迫使兩岸兩方不要進行惡意相對，走出互相背叛（不合作）的策略組合。接下來，臺海雙方必須一步一步採取「以眼還眼」（tit for tat）的策略，任何一方的善意必須換取另一方的善意，方有可能破解當前的僵局。否則，在美國的強勢介入下，兩岸的不合作結局將可能是均輸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