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糖王”兼大馬首富郭鶴年認為,在1969年的5·13事件後,當時為了縮小華裔與巫裔經濟鴻溝而採取了具傷害性的捷徑,形同走上錯誤軌跡的列車。

他指1969年5月之後,大馬商業市場的競爭平台已有所改變,彷彿不再是干淨與透明。

“過去政府都是公開招標,讓所有大馬人和全世界都能參與。若我們符合資格,我們就能競標。若我們得標,就要很努力,最終成功或失敗。我認為,在10次裡面,共有8次或9次是成功的。”

5·13後趨向朋黨主義

郭鶴年於今日起在香港上市的自傳中提到,情況在5·13事件後有所改變,更趨向朋黨主義及用人唯親,然而這在當年發生的騷亂前就已有所跡象。

他指自己當年很積極地協助國家發展,所以參與航運、鋼鐵領域等,這些都是時任政府向他提出的要求。

“即使是在馬來人裡面,也有人承認自己的弱點,並且爭執說要利用華人的優勢。”

盡管如此,郭鶴年認為若當年馬來人依賴華人在經濟上的優勢,也可能出現問題,包括華人將掌控我國90%至95%財富,這景象可能對我國經濟而言是好是,但對整個國家而言則是壞事。

更改游戲規形同搶劫

郭鶴年認為,1969年前的馬來領袖在治理國家上都很合理,有時會給巫裔好處,發現做得有些過度後,就設法糾正本身錯誤。在1969年5月13日後,馬來領袖採取了一個簡單的想法:“馬來人需要幫助。那到底是多少幫助?”

他指當時的政府設定了一個簡單卻充滿漏洞的框架。

“想像一個勤勞的非巫裔公民成立了XYZ公司,貿易及工業部要求30%股權由馬來人掌控。這名擁有人說,‘我已營運6年,我過去每一股票面價值為1令吉,現在已是8令吉’。部門就說,‘你能否以2令吉或2.50令吉賣給馬來人?’

“一番討價還價後,這非巫裔妥協了,就將30%股票賣給了巫裔。但事後的每一天,這些巫裔脫售自己的股票來換取財富。幾年後,馬來社群召開土著大會,他們檢查每一家公司,然後發現XYZ公司的巫裔持股只剩下7%,這個不符合規則,所以他們要求再度調整持股比例。”

不理睬無理要求

他指慶幸的是,部門都會公正處理,不理睬這些無理要求。

郭鶴年認為,為了達到大家認同的目標,維持國家和平和秩序更改游戲規則是一件事,但當你做第二次的改變時,就形同搶劫了。

巫裔遭誤導 郭鶴年憂傷

郭鶴年說,作為一個生於大馬,和巫裔一同上學的大馬華人,他為巫裔遭誤導而憂傷,尤其是導致種族主義變得更醜陋。

“我很明顯的看到,1969年後的新領袖走上一條危險道路,但沒有人願意聆聽我的意見。在許多亞洲國家,當一個國家社會還很分級之下,很少人願意否定掌權者的說法。”

極端分子騎劫權力

他說,當年的情況就好像《國王的新衣》故事裡,當赤裸的國王問群眾,“看看我的衣服,是否很漂亮?”,群眾還是會說,“是的,是的,你穿著世上最美麗的衣服。”

他形容5·13事件對國家體制帶來重大沖擊,但這情況並不讓人意外。當時的巫裔極端分子將馬來人的貧窮問題歸咎在華裔和印裔身上,而當時的領導如國父東姑阿都拉曼都不能制止這些魯莽之人。

他形容在當時,有想法的領袖被邊緣化,極端分子則騎劫了權力,並不斷重復相同口號,“巫裔是弱勢群體,遭到欺負,而他們要成為超級富有者。”

郭鶴年說,當這些馬來人成為富有,沒有多少人為貧窮馬來人貢獻,反而是已致富的華裔和印裔創造工作機會,這些空缺由巫裔來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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