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 （農健/圖）

27歲，北大醫學部博士畢業；36歲，成為首都醫科大學最年輕的教授、博導；40歲，成為葡萄膜炎知名專家。在一名眼科醫生最年富力強、最能為患者帶來光明和希望的年紀，卻因一起轟動全國的暴力傷醫事件墜入人生至暗時刻。

他就是陶勇。在《目光》一書中，陶勇這樣回顧那場生死邊界的考驗：每天都有那麼多人在死亡邊緣掙扎，他並沒有什麼不同，當他從醫生變成患者，對患者心態和醫患關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對從醫的使命也更加地堅定，不能因為他人的扭曲而扭曲了自己。

2022年是陶勇從醫的第二十年。他身上有很多標籤：葡萄膜炎與眼底病專家、博士生導師、作家、公益人、創業者、網際網路大V，但他依然充滿熱情穿梭在擁擠的病房，和世間的病痛、難過、焦慮一一對抗。

當醫生之後，陶勇發現病人不會照著醫學教材生病，現實中的病症遠比教科書上的案例要複雜。談及將葡萄膜炎這種疑難眼病作為科研方向，陶勇表示，葡萄膜炎患者通常都家境貧寒，因為眼睛的炎症反覆發作，到處求醫問診，但國內主攻葡萄膜炎的醫生非常少，患者在絕望和希望中不斷徘徊的那種痛苦，帶給他很深的觸動。

陶勇眼裡，近十年來，伴隨諸多醫藥衛生事業改革進程，中國眼科診療技術不斷發展，為4000萬眼底病患者帶來希望。但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眼底疾病發病人數還會不斷上升，如何更好地培養眼科醫生人才梯隊，推進分級診療制度，提升本土醫藥設備的原創性突破，是醫學界和全社會共同面臨的挑戰。

老齡化加劇眼底疾病發病率

南方周末：中國眼底疾病的現狀如何？和十年前相比，有什麼變化？

陶勇：十年來，中國眼底疾病的發病患者人數明顯上升。

北京和河北邯鄲等地都做過比較大規模的流行病學調查，眼底疾病發病率呈明顯上升的趨勢，主要原因在於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老齡人口規模擴大。以老年黃斑變性為例，這種眼部疾病在45歲-85歲這個人群患病率高達8.69%，也就是說10個中老年人裡面就有將近1個老年黃斑變性患者，而且當人口平均壽命越長，它的發病率就越高。

同時，中青年群體眼底疾病發病率也在上升，因為近視的人越來越多，近視正是許多眼底疾病發病的主要原因。例如，近視群體發生視網膜脫離的概率是非近視群體的40倍。

因此，近年來國家也越來越重視眼底疾病的預防和診療。國家衛健委發布《「十四五」全國眼健康規劃(2021-2025年)》指出，要推動眼科醫療服務體系高質量發展，加強重點人群重點眼病防治。

南方周末：這十年裡，中國眼底疾病的診療技術發展情況如何？

陶勇：近十年來，眼底疾病的影像檢查技術發展迅速，例如OCTA（光學相干斷層掃描血管成像技術）、超廣角眼底照相機、多模態眼底成像技術等可以幫助眼底病醫生更好地發現早期病變。基於眼底影像技術的人工智慧（AI）技術也蓬勃發展，可以快速地進行大量眼底圖片的閱片和分析。

相比之下，眼底病的病原和免疫檢測技術發展得更為緩慢，原因是採集眼內液為有創操作，同時，眼內液可供檢測的量有限，僅為0.1mL，難以同時檢測多種病原。

南方周末：從眼科領域來看，國內在哪個方向進步很快？哪些是急需突破的「卡脖子」領域？

陶勇：國內眼科領域的診療水平應該來說在整個國際上是處於第一方陣的，無論是檢查治療設備，還是從業醫生的水準以及經驗，或者是科研實力，都是先進的。國內在屈光、青光眼、白內障、眼底病手術檢查、治療的設備和耗材上更新和進步的速度很快，葡萄膜炎和青光眼用藥進展上也有很多亮點。

最卡脖子的還是在於原創性不夠，我們的設備和技術主要靠引進和國產替代，接下來的十年，對於眼科而言，應該是逐漸從「跟跑」進步到「領跑」的過程。

眼科醫生缺口大，培養周期長

南方周末：眼底疾病發病率增加，眼底病成致盲首因，但全國專業診斷眼底病的醫生人數卻不多，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

陶勇：眼底疾病的診療比較複雜。首先，眼底疾病種類繁多；其次，治療技術更新較快；再次，手術和相關治療操作難度高，因而眼底病診療的學習曲線較長。成為一名經驗豐富的眼底病醫生，常常需要十年以上的打磨。

這些年國家已經投入了很多，就拿我小時候看病來說，一般只能在縣城醫院看眼病，但縣城醫院沒有眼科科室，眼科和耳鼻喉科並在一塊為「五官科」。我國目前有超過4000萬名眼底疾病患者，大家都希望得到及時的診治，但是註冊的眼科醫生只有48000人，其中眼底專業的醫生不到5000人，基層地區的眼底醫生更是匱乏。

考慮到醫生的培養周期長，很難與快速增長的醫療需求相匹配，要去服務這麼大的患者群體，一定要用到新的解決方案和醫療模式，智慧醫療在其中大有作為。我們可以訓練人工智慧學習大量的眼部圖像，智能識別有病變的點位，從而代替眼科醫生。在眼科人工智慧中，深度神經網絡在圖像識別領域的表現優於傳統算法，也優於人類在圖像識別領域的辨識能力，這使得「眼部圖像數據+人工智慧」的模式體現出了較大的臨床應用潛能。

南方周末：這也是你在2020年底發起「光盲計劃」的原因吧？

陶勇：對。那時我得到了一些公益人士的幫助，發起了這個巨細胞病毒性視網膜炎早期人工智慧篩查項目，為白血病患者提供眼底照相服務，通過人工智慧技術對眼底的血管、神經、病灶等關鍵部位進行精細的數位化標示，再結合專家人工閱片，可以幫助醫生實現早發現、早干預、早治療，用很低的治療成本挽救病人視力，避免因病情延誤而無法挽回的失明厄運。

比方說，巨細胞病毒是一種常見的機會性感染病毒，免疫力正常的人一般不會感染。但剛做完白血病骨髓移植手術的患者（大部分為兒童和青少年），術後免疫力差，容易被巨細胞病毒盯上。全國每年新增8萬個白血病患者，該病的發病率是5%，這就意味著每年會新增4000個巨細胞病毒視網膜炎患者。這種疾病會損害視神經，甚至導致失明。該病的一大特點是，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效果特別好，完全可以避免失明，中心視力甚至可以接近正常人。

目前，這一公益項目已在北京兒童醫院、湖南省兒童醫院、保定兒童醫院試點落地。我們的希望是通過人工智慧篩查每年減少4000個因巨細胞病毒視網膜炎失明的人。

醫療改革和創新讓患者受惠

南方周末：國家近十年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做了很多緩解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工作，你覺得對患者最有利的改革舉措是什麼？

陶勇：很多改革措施都對患者幫助非常大，比如說現在各家醫院實行的預約掛號、線上掛號，患者再也不需要通宵排隊了。再比如說集采和創新藥進醫保，降低藥品和高值耗材的採購成本，減輕患者經濟負擔。

我認為最有利的改革措施是推動了分級診療制度。過去，像眼科等門診專門有個號叫「拿藥號」，患者不看病就只是來拿藥，現在患者只要去社區醫院就可以拿藥了。這就挺好的，因為社區醫院離家門口近，患者排隊更短，而且醫保付費報銷的額度還更高。

小病就應該在小醫院看，大病再轉到大醫院就診，這樣可以有效分流，緩解大醫院的就診壓力。然而具體執行起來的確存有困難，作為患者，他們常常無法分辨什麼是大病，什麼是小病。

南方周末：如何緩解經濟發達地區和次發達地區醫療資源不平衡的矛盾？

陶勇：其實我國的醫療資源不算少，只是分布不平衡，優質醫療資源太少，且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患者往往一窩蜂往大醫院扎，有近一半的醫療資源是被浪費的。如何能有效地利用好基層醫療機構，發揮出它們應有的功能，繼續推動分級診療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十多年前，我參加了一個「健康快車」的眼科項目，在江西樂安、廣東韶關等地給當地患者看眼病。我們住在火車上兩三個月，當地的醫生組織篩查病人，然後把患者接到火車上做白內障手術。患者一聽說北京眼科專家來了，都非常激動，覺得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醫患間那種天然的信任是非常強的，醫生非常有價值感。

後來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等技術的發展，很多醫生可以在線上做科普，接受患者的諮詢，讓更多患者受益，尤其是來自偏遠地區的群眾。

南方周末：醫學領域如何提倡有實用價值的、原創的科研創新落地？

陶勇：我所有的科研課題都是從門診和臨床實踐中產生的，我認為當醫生一定不能怕困難，要勇於挑戰疑難雜症，這樣的科研工作才有實用價值，這樣的創新才能服務於病人，才具有市場落地的可能性。

葡萄膜炎的病因複雜，需要分子實驗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才能準確分析出原因，我只能刷臉從中科院請來相關的專家。我們花了十年的時間研究，前幾年幾乎每個周末我都泡在實驗室里，不停地測試、改進。

我主持的眼內液檢測項目已成為朝陽醫院科創中心首個科研成果轉化項目。眼內液檢測的指標由原來的1種提升為35種，檢驗時間從3天以上縮短為最短1.5小時，陽性率由原來的7.5%—60%提升至81.3%—91%。截至目前，該項目已推廣應用至全國近700家醫院，檢測了近7萬份疑難眼病患者樣本。

但是，我反對「全民皆科研」。醫生踏踏實實把手術做好、把病看好也很好了，如果有的醫生有精力，可以犧牲掉一部分臨床工作的時間，來解決一部分科研課題，做真真正正有用的科研，而不是拿高分SCI文章要求所有的醫生，造成性價比和實用價值都不高的科研扎堆。

眼底疾病發病率呈明顯上升的趨勢，主要原因在於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老齡人口規模擴大。圖為醫生正在為村民檢查眼科疾病。 （視覺中國/圖）

年輕醫生是生力軍

南方周末：2021年和2022年高考季填報志願，臨床醫學連續兩年上榜百度熱搜專業前五名，同期維持在前五名的專業，僅有人工智慧和大數據技術等專業。你如何看待這兩年的醫學報考熱？

陶勇：公務員、教師、醫生作為相對來說確定性比較強的職業，這兩年的報考熱是可以理解的。

但沒有一種職業是好做的。醫學生在本科階段需要學習74門課程，還要經歷碩士、博士、規培之後才能考主治醫師，成為正式執業的醫師。正式執業後，也需要一邊門診，一邊臨床，一邊科研。年輕醫生待遇低，工作時間長，壓力大，還要面對患者的不信任，幹著幹著開始悔不當初的也不在少數。

我想對報考醫學的考生說：一方面，我特別歡迎真正對醫學有興趣、有熱情的學生報考，醫生這個職業非常有價值感，值得熱愛醫學的人從事一生；另一方面，如果僅僅因為看中醫生職業的穩定性，我建議報考之前一定要三思，醫生的工作不是那麼好混的，沒有熱情是很難堅持下去的。

有一本《有限與無限的遊戲》的書里說，人生分為兩種遊戲，一種是因物質欲望而發起的「有限遊戲」；還有一種是因為精神滿足而發起的無限遊戲。我覺得醫學就是一場無限遊戲，我在這場遊戲裡得到了精神上的極大滿足。如果你也能從醫學中得到滿足，那是最好的。如果得不到，也沒有關係，去其他領域尋找你的無限遊戲吧。

南方周末：醫學專業報考熱背後，我們也必須承認目前眼科、兒科、全科醫生等都存在較大缺口，其中有什麼個性和共性的原因嗎？

陶勇：從個性原因來說，眼科的亞專科特別多，有的亞專科人手特別緊缺；兒科醫生付出大、回報低、經常不被家長理解，給孩子看病太難了，孩子要麼還不會說話，要麼還難以表述自己的症狀，我想國家要倡導三孩政策和提升生育率，兒科醫生人才建設的保障是很重要的；全科醫生待遇較低，而且社會上有一種誤區，患者會覺得他們醫療水平不夠，但是國家推進分級診療，全科醫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得有足夠數量的全科醫生，才能夠實現這樣的一種可能性。

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均壽命延長，老齡化程度加深，大家可以充分感受到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醫療領域亦是如此。

南方周末：許多醫學專業的人才在金融機構、藥企、網際網路等行業就業，公立醫院如何更好留住人才？

陶勇：這個我很有感觸。因為我有科研成果轉化落地項目，所以通過路演接觸了四五十家醫療投資機構，我發現裡面有很多頂級名校的學生，他們一畢業就直接選擇了投行，他們告訴我，身邊這樣選擇的同學也不在少數。

這些頂級醫學院校的人才，當年也是抱著情懷和夢想來，但是在現實面前選擇了一畢業就換行。我會覺得這是一種無奈，但我很尊重他們的個人選擇。留給公立醫院和全社會思索的問題是，既然現在醫生如此緊缺，為什麼沒能把這些尖子生繼續留在醫療隊伍里？

過去我們很多技術和設備都是從國外引進，但現在各項的醫療科技水平也已經遠超於過去，到了自己要解決「卡脖子」工程，中國醫生要開始引領潮流，要開始走在醫療發展前面的時候了。

所以年輕醫生是生力軍，不僅要讓他們傳承上一輩的醫療嚴謹細緻的作風，而且要想辦法給他們營造更好的條件，讓他們更踏實專心地留在醫療隊伍，為醫學作出更多原創性貢獻。

南方周末記者 黃思卓